一场迫在眉睫势在必得的转型。
当下，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都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，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、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国内发展阶段演进，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。
2024年，我国居民消费率约为40%，远低于美国的68%、欧盟的52%和日本的55%，甚至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-8个百分点。
在今年的“十五五”规划，我们也明确提出“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，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”的目标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我国如何才能由出口主导经济转向消费主导经济？
今天我们不整虚的，就从隔壁日本的转型说起。
曾经的日本，所面临的形势和我们几乎是一样的。
上世纪80年代，日本面临与美国贸易摩擦加剧、日元升值压力增大的外部环境。同时日本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也日益突出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日本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非常著名的《前川报告》，其中就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思路要从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。
这一报告成为日本经济转型的纲领性文件，也标志着日本开始系统性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。
在前川报告出炉后，日本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。1986年5月日本通过《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》、1986年12月制定《调整经济结构的基础》、1987年4月通过《经济审议会经济结构调整专门委员会报告》（又称新前川报告）。
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了日本经济转型的政策框架，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摆脱日本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，同时大力开发国内市场。
1987年日本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，制定了1988年至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，将中期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%，其中内需增长目标为4.5%，出口仅为0.5%，这一目标设定也清晰表明了日本推动经济转型的决心和方向。
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，还是日本收入分配机制的变革。
早在1955-1972年的第二次经济转型期间，日本就已经开始实施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日本通过提高工资水平、改善收入分配，为后续转型消费主导型经济奠定了基础。
在80年代的转型中，日本又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机制变革。一是通过所得税减税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；二是推动经济增长成果向工资分配倾斜；三是缩短劳动时间、推进带薪休假、增加休闲消费。
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居民消费能力，使日本居民消费率从1980年的0.9个百分点大幅提高至1987年的5个百分点，而日本做这一切，只用了七年时间。
在日本经济转型过程中，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了良性互动。总的来说，日本一共经历了四次“消费浪潮”。
第一次消费浪潮是1956年到1970年。此时日本消费以旧三大件（黑白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）迅速普及为标志，居民消费从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发展。
第二次消费浪潮是1971年到1980年。以汽车、彩礼、空调迅速普及为特征，带动了家电、汽车、钢铁、石化等产业的快速发展。
第三次消费浪潮则是1981年到1990年代，此时日本娱乐和交际费用显著增加，保龄球、高尔夫球、旅行等休闲产品成为时尚，日本进入“大众消费型”社会。
第四次消费浪潮则是19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。这个时期的日本进入信息消费社会，网络用户大大增加，新能源、新材料、信息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。
前三次消费浪潮直接让日本恩格尔系数从1955年的46.9%降至1988年的25.5%，日本也就此形成了所谓的“1亿中产”这个说法。
从出口主导到消费主导，日本到底是怎么做的？
答案其实很简单。
日本在80年代的转型中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收入分配机制变革。
通过所得税减税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；推动经济增长成果向工资分配倾斜；缩短劳动时间、推进带薪休假、增加休闲消费。
而我们未来要想过渡到内需主导，这是必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，不管我们怎么做，都必须同样要解决这些问题。
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仅约40%，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，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。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低价格与消费结构失衡——强大产能引发的激烈竞争导致产品低价低利润，进而限制居民收入增长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而我国居民消费还面临着四重新挑战。一是“十五五”期间需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；二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稳定锚，其重要性日益凸显；三是国内供强需弱的矛盾突出，关键症结在于消费偏弱；四是当前消费需求不足呈现“量增价降”交织的特征，主要源于预期偏弱与信心不足。
借鉴日本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的经验，我国也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变革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。具体措施包括：
优化GDP核算导向，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率考核指标，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
通过分配制度变革、财产性收入提升、新型城镇化等举措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
重点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。消费理论表明，收入水平低的人群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，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对扩大内需消费更为显著
提高农村老人养老金，发掘农村消费潜力
从时间线来看，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从1955年就开始的，此后短短几十年，日本就从战后废墟国，一跃变成发达国家。
国民收入倍增计划，最完美适配的，其实还是日本那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离那个高速增长的时代也已经逐渐过去，但眼下的高质量发展，仍然较为适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。
所以，在十五五的关键五年，我们也应该需要将居民可支配收入，再上一个台阶。
从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，既面临挑战也蕴含机遇。日本的经验表明，这一转型需要系统性、全方位的政策配合和制度变革，而非单一措施的简单叠加。
我国转型的独特优势在于，庞大的国内市场、完整的产业体系、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、以及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。
从宏观上看，转型之路任重道远，但方向是非常明确的，那就是借鉴他国的经验，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，注重提高居民收入、缩短劳动时间，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。
只有这样，才能够成为消费主导型经济体。
en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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